觀點網大多數人對固安的認知，或許是從一塊廣告牌開始的。

以北京為起點，沿著京開高速向南行駛，一塊紅色的廣告牌映入眼簾，其中一個身穿黑色西服的老外手捧橫匾開懷大笑，上面“我愛北京天安門正南50公里”幾個大字尤為顯眼。

(資料圖片)

初識固安，這里僅僅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縣城工業園，但在王文學和華夏幸福(600340)的努力下，已經發展成為河北省級重點開發區和產城標桿。

從某種意義來說，固安是王文學的起點，他也曾多次對外提到，“我是靠理想驅動的，是誠意正心干好產業新城的”。

但如今，理想碎了一地，固安似乎也將成為華夏幸福產業新城的終點。

9月21日，有消息稱，固安縣政府或城投平臺將接手華夏幸福固安產業新城項目，雙方已經簽署相關協議，并在10月支付相關款項。

作為華夏幸福標志性的項目，固安產業新城的出售無異于向市場宣告：過去重資產開發模式正式落下帷幕。

而“愿賭服輸”的王文學也只好重整裝，再出發。

“選擇產業新城，今生無悔”

人們常常發現一位離了職的首相當年只不過是個大言不慚的演說家；一個解甲歸田的將軍無非是個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而所謂有勇有謀的企業家，當年也不過是年輕氣盛、一腔熱血。

1967年5月，王文學出生于河北霸州，父母都是普通農民，沒有雄厚的家底，也并非含著金湯匙出生，日子過得稀疏平常。

中專畢業后，他來到了廊坊交通運輸局，當了個普普通通的司機。那幾年，他每天按部就班，生活沒有太多的波瀾，仿佛一眼就能望到頭。

但20出頭的王文學，即便出身在普通家庭，過著平淡如水的日子，也有著一顆不甘平凡的心。

1992年，年僅25歲的王文學辭去運輸局的工作，在廊坊市委黨校附近盤下一間門店，“川崎火鍋店”正式營業。

選址恰當，來火鍋店吃飯的顧客也多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給王文學提供了機會，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不是沒有來由的。

很快，王文學找到了一個新商機——廊坊市政府大樓即將翻新，他便通過多方渠道攬下這一“瓷器活”。

從火鍋店老板跨行到包工頭，王文學也曾被質疑、被誹議，但他依舊帶著一幫子人，熱火朝天大干一場。

這也為他打響了名號，自此以后，王文學的“包工頭”生意開始延展到周邊城市。

按理說，王文學的好日子馬上就要來了，但造化弄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各地財政收緊，隨后人民銀行強調“嚴禁信貸資金用于修建樓堂館所”，財政部亦明令禁止地方債資金投入到這類項目當中。

一時之間，王文學兩頭為難，一邊是政府工程款難以回收，一邊施工隊薪資無法發放。

艱難之時，他做出來一個驚人舉動，當眾燒毀來政府500萬裝修合同與欠款憑證，聲明不再討要政府欠款；同時，對于下游供應商與施工隊，用火鍋店償還一切欠款。

在外人眼中，王文學“又傻又天真”，500萬合同燃燒殆盡，這筆欠款自然也拿不回來了，辛辛苦苦做起來的火鍋店也賠了進去。

但正是如此魄力，為日后的發展埋下了因果。

經濟危機過去后，恰逢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住房商品化萌芽，彼時廊坊政府計劃興建宿舍樓，但手頭也比較緊。

這并非一個肥差事，王文學還是主動接過了這個項目，不過與政府達成了協議，其一，他花錢幫政府蓋好宿舍樓；其二，除宿舍樓之外，周邊的空地要留給他興建商品房。

多年以后，黨校北部的“華夏花園”拔地而起，王文學也從曾經的火鍋店老板，搖身一變成為開發商。

隨后，王文學又接連承接了華夏經典花園、第五大街商業街等項目，總能尋得一些不起眼的商機。

在房地產的黃金年代，不止是華夏幸福，河北乃至全國都涌現了一大批開發商，王文學不甘做蕓蕓眾生之一，2002年瞄準了固安。

那時候，廊坊周邊北三縣因與北京契合程度高，已經發展相當成熟，而固安有地理優勢，但依舊“一片荒蠻”。

“開荒”并非易事，當時，華夏幸福高管團隊無一例外否決了王文學轉戰固安的想法。然而，他卻力排眾議，毅然投入到固安產業新城的建設當中。

由于臨近北京，恰逢京津冀協同發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歷史機遇，固安產業新城迎來華麗轉身。2014年12月，這座位于北京天安門正南50公里的新城引入了400多家企業，從連年倒數擠入河北省GDP前五。

對華夏幸福而言，產業新城模式是傳統業務，更是起家和看家本領，王文學亦多次對外表示，“選擇產業新城，今生無悔！”

“今天我干到這，愿賭服輸”

當初撕毀的500萬條約，給王文學換來了入局地產的機會；也是當初的魄力，給華夏幸福PPP模式創下機會。

事實上，2002年自固安起步后，華夏幸福開始專注產業新城模式，同時不斷探索“政府主導、企業運作”的開發性PPP市場化運作機制。

開發性PPP模式是指華夏幸福與地方政府合作，前者作為投資開發主體，后者作為園區開發建設的決策者，雙方合作為特定區域提供規劃設計與咨詢、土地整理、基礎設施建設、公共配套建設、產業發展服務以及城市運營服務共六大類、全流程的一體化運作綜合解決方案。

簡單來說，地方政府提供土地，華夏幸福負責土地整理、產業新城開發建設與服務等工作。

不過，這種產城模式通常體量比較大，且前期投入多、開發周期長、回款速度慢，王文學便采用“以房養園”的解決方案，而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此前幫助廊坊政府興建宿舍樓之時，便得到有效應證。

王文學是幸運的，過去幾十年吃過的虧，似乎全都在華夏幸福獲得了彌補。在隨后十多年時間，又將這種PPP開發模式拓展至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中原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地區。

有數據顯示，2015年之前，華夏幸福僅簽約20來個園區，處于成熟及開發建設階段的近7個；2017年，因加快異地復制，該公司已簽約園區近70個，處于成熟及開發建設階段的超30個。

截至2019年年末，華夏幸福在全國15個核心都市圈累計布局了近80座產業新城，此外，該公司北京以外區域銷售額占比超過五成，這也是華夏幸福的最高光時刻，王文學也因此成功問鼎河北首富，名噪一時。

但人生在世，怎會沒有風浪，怎會沒有起伏。

在王文學大刀闊斧進行異地復制的同時，恰逢樓市調控大背景下，華夏幸福房地產開發銷售業務受到不利影響，“以房養園”的閉環就此打破。2018年，華夏幸福財務狀況迅速惡化、流動性危機就此爆發。

同年，該公司引入了二股東平安，換取了喘息機會，但隨著越趨越嚴的地產調控，與難以為繼的重資產發展模式，華夏幸福產業新城業務踩了急剎車。2019年至2022年，該公司新簽署產業PPP項目協議分別為7個、1個、0個、0個，呈現逐年遞減的狀態。

不止于此，2021年，華夏幸福二次暴雷，最終走向了債務重組之路。

摔了一個大跟頭后，有人說，華夏幸福的危機源于宏觀調控；也有人說，源于王文學日漸膨脹的野心。

面對2000多億負債，王文學也曾低頭與哽咽，甚至公開表示：“今天我干到這，愿賭服輸。”

如今，華夏幸福正與固安縣政府洽談固安產業新城收購事宜。有消息提到，固安縣政府將通過收購三浦威特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園區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固安產業新城開發建設主體）兩家公司的股權來實現收購固安產業園區的相關資產，而雙方已經就上述交易簽署了相關協議，并在10月支付相關款項。

對王文學來說，固安不僅是產城模式開始的地方，如今也將成為結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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