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長久以來習慣的現金購物、排隊掛號、在窗口購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維持，疫情暴發后服務業窗口作用削弱，為減少接觸改為線上服務，點餐、掛號、政務……不少老年人懵了，跟不上社會變遷的節奏，在“數字化生活”中被“代溝式”淘汰

● 對于不同情況的老年人需要區別看待，不必強求其接入數字社會，不要過分強調其面臨的“數字困難”，要有保障其權利的相關措施

● 為老年人“數字掃盲”，需要考慮三點因素：一是老年人的身體因素;二是老年人的實際需求;三是老年人的數字學習資源和機會

近日，一段“老人無健康碼乘地鐵受阻”的視頻在網上熱傳，引發公眾對于老年人遭遇“數字鴻溝”窘境的熱議。

移動支付、線上掛號、網絡約車……面對“數字化生活”洪流，老年人很難置身事外。《法治日報》記者通過電話、郵件及微信等方式了解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浙江省杭州市、河北省張家口市、江蘇省宿遷市、山西省太原市、安徽省滁州市、遼寧省撫順市、陜西省漢中市等多個地區疫情防控期間老年人的“數字化生活”情況。

不會操作智能手機

疫情期間處處不便

疫情防控期間，到處都需要掃健康碼，但部分老人使用非智能手機或不會操作智能手機，無法完成相應操作，導致出行不便。

天津市一小區物業人員告訴《法治日報》記者：“老人進小區是個難題，因為不少人沒有智能手機或者沒有健康碼。”

有的老人在出門就醫時遇到了困難：不會用綠碼，上不去公交車，還耽誤一車人時間。好不容易到了醫院，掃不了碼，又被攔在隊伍外邊。

生活在上海市的林爺爺說，疫情防控期間去醫院配藥，都需先預約才能掛號。盡管醫院的導醫臺旁邊放置了說明書，寫清楚了預約掛號和看病的步驟，但大多數老年人嘗試后還是失敗了，好在醫院有專人對他們進行幫助。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在接受《半月談》采訪時表示：“老年人長久以來習慣的現金購物、排隊掛號、在窗口購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維持，疫情出現后服務業窗口作用削弱，為減少接觸改為線上服務，點餐、掛號、政務……不少老年人懵了，跟不上社會變遷的節奏，在‘數字化生活’中被‘代溝式’淘汰。”

有媒體報道稱，新技術在給人們生活帶來更多方便的同時，也讓許多老年人成了“數字貧困戶”。

《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64.5%，但60歲及以上網民占比僅為6.7%。而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到2019年底，60周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約為18.1%。從這兩項數據推算，有上億老年人沒能及時搭上信息化快車。

不過，也有受訪者表示，受疫情影響，大部分老年人為了避免感染，很少出門，在不得已要出門的情況下也會有人陪同。而且一些城市在疫情防控期間均有針對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人士的措施，利用測量體溫和登記身份證取代健康碼，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響。

北京的趙大爺前不久去了趟醫院，發現門診樓墻上貼著預約方式的提示。他看著提示下方的幾個二維碼，有點兒懵，好在身旁的醫護人員主動上前幫忙。按照指示操作手機，趙大爺很快收到了“預約成功通知”，患者姓名、科室、就診時段一目了然。

據北京市南四環某社區工作人員楊歡介紹，大部分城市有針對熟練使用智能手機和不會用智能手機兩類人的不同防疫措施，因此在一般意義上的生活場景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應對，不會太影響基本生活。另外，大多數老年人會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看病出門等都會一起行動，獨自出行處理復雜事件的情況較少。

數字產品忽視訴求

無形增加觸網負擔

根據《半月談》報道，在相關調查中，農村網民規模為1.95億人，而農村老年人“經常上網”的占比約0.9%。老年網民數量城鄉差距明顯。

《法治日報》記者也注意到，很多老年人不會使用現在的智能設備，還停留在傳統的生活模式中。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安縣西洋河村的劉奶奶只會使用按鍵手機打電話，如果需要視頻聊天，就由同村的親戚帶著手機過來，幫助她和子女視頻連線。在劉奶奶生活的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基本沒有“數字化生活”的影子。

“盡管具備互聯網接入的條件，但我覺得這一輩老人已經被互聯網社會淘汰了。”劉奶奶的孫子劉洋說。

有些老年人雖然可以使用微信基本聊天功能，但網購、打車、手機支付等這類流程稍微復雜一點的操作對他們來說仍然比較困難。

河北省張家口市的劉爺爺已經學會了微信聊天，卻被社會保障資質審核的流程卡住了。這一流程需要在線上完成，但劉爺爺實在不懂如何操作，最后在年輕人的幫助下才完成了。

除了使用智能設備存在障礙以外，《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老年人的數字素養難以匹配復雜的新媒體環境。

在子女的幫助下，江蘇省宿遷市泗陽縣的張阿姨學會了使用微信支付，她也樂于使用這種付款方式，但有一次她在某視頻中看到網絡支付會導致銀行卡被盜，她便拒絕再使用微信支付了，除非是在子女的陪同下。

山西省太原市的賈奶奶是退休在家的小學老師，她可以熟練使用微信、抖音、快手等。其孫女告訴《法治日報》記者，疫情防控期間，賈奶奶在“數字化生活”上比較突出的表現是通過搜狐新聞、今日頭條、微信公眾號獲知關于疫情的最新信息，但很容易受虛假新聞影響，有時候難以分辨信息的真偽。

除老年人自身原因外，數字產品不適用也增加了老年人“觸網”負擔。

張阿姨吐槽說：“幾年前，女兒給家里買了一臺網絡電視機，打開后操作界面太復雜，找個想看的節目特費勁。”無奈之下，她只好又把老電視搬了出來。

“其實這些‘數字困難’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通過他人幫助解決的，有些老人經常會覺得自己已經被時代甩在了后面，會有一種失落感。”楊歡說。

數字需求因人而異

融入現代接受老去

不過，《法治日報》記者同時發現，并不是每位老年人都有強烈的數字需求或者遭遇了“數字困難”。

安徽省滁州市的小劉這樣描述生活在農村的爺爺的生活——不需要數字設備，沒有遇見“數字困難”。“農村可以實現食品上的自給自足，如果需要進縣城購買其他物品，坐車也都只收現金，反而不接受掃碼支付。村子里也接入了互聯網，但對于老年人來說，基本的老年機和普通電視已經可以滿足日常生活需要了，村子里的老年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娛樂方式，他們自得其樂。”

但在信息化程度越高和經濟更發達的地區，老年人的數字需求可能更明確。

在浙江省杭州市讀研究生的小楊的描述中，她的姥爺一開始沒有支付寶，只會使用微信語音聊天功能，由于此前姥爺所在地區的嚴格防疫管控，姥爺若是想進入其所在小區，必須掃健康碼，于是姥爺才在她的幫助下下載和使用支付寶。

也有些老年人會使用智能設備去滿足自己的娛樂需求。遼寧省撫順市的董奶奶在朋友的推薦下，下載了今日頭條和抖音等App，每天的瀏覽時間都很長，她認為這些操作不僅讓她開心，還能打發時間。

數字反哺并不容易

學習意愿至關重要

有業內人士稱，老年人在聽力、視力、記憶力等方面有其年齡特點，目前大部分手機軟件專注于青年和中年群體，在產品設計上缺乏對老年用戶的考慮。目前還處于傳統社會向數字化社會逐漸過渡的時期，一些機構和商家為快速發展，在設計理念和產品功能上一味追新求變，沒有兼顧老年用戶的習慣。

騰訊研究院與深圳大學周裕瓊教授團隊聯合發布的《吾老之域：老年人微信生活與家庭微信反哺》報告指出：從某一層面來說，“老”與日新月異的科技一樣，都在代代更迭。這個群體是流動的，其特性與需求也是變化的，故不能將他們粗暴定性，秉持“無論老年人還是其他群體，都完全可以選擇最適宜自己的方式生活”，無疑是一種最基本的態度。

周裕瓊認為，對于不同情況的老年人需要區別看待，不必強求其接入數字社會，不要過分強調其面臨的“數字困難”，要有保障其權利的相關措施。目前主流科技單一服務于年輕人的現狀，對其他群體不夠友好。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反過來也將局限科技的自我發展。故在科技產品設計之初，應更多關照老年群體的訴求。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認為，對于那些沒有身體限制和有實際學習需求的老年人，更多還是應該靠老年人的家人進行教學指導，進行“數字反哺”。但對于“數字反哺”來說，不僅需要教學者有耐心和時間，還需要老年人有較強的學習意愿。

陜西省漢中市的謝奶奶在遇見很多“數字困難”后，對學習新功能持抗拒態度，當子女嘗試對其進行教學時，常常遭到她的反駁和抵觸。

相反，賈奶奶就很好學，愿意融入新時代，不僅在子女的教導下學會了拍照、接打電話、收發紅包、微信發語音視頻、瀏覽日常新聞等功能，還自學了轉發微信公眾號文章到朋友圈、發表情包、在今日頭條上看小視頻等。(記者 　趙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