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

金維剛認為，應該在明確阿爾茨海默病早期干預的社會價值基礎上，試點推進疾病早期篩查，并將其納入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項目，這對于推動AD早檢早診早治至關重要。

“如今，AD患者年人均費用仍在持續(xù)增長，加強AD早期干預和疾病管理不僅是衛(wèi)生系統的當務之急，也關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復旦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副院長、復旦大學醫(yī)學技術評估研究中心教授陳英耀接受采訪時亦對記者表示，AD帶來的社會經濟負擔巨大。但由于對AD認知不足，公眾通常不會將早期的異常癥狀和疾病關聯在一起，這阻礙了患者早期就診。“全社會如何更好地認識疾病，樹立更科學、更健康的疾病預防、診斷、治療觀念，這是十分重要的。”陳英耀教授直言，目前，中國AD患者的就診率亟待提升，更早疾病階段(輕度認知障礙，即MCI)的患者就診率更低。由于社會普遍將記憶力減退視為“老年常態(tài)”，大部分患者在癥狀出現多年后才被確診，此時已進入中度癡呆階段，患者不僅面臨認知功能進行性衰退，還可能因并發(fā)癥導致住院率增加，生活質量顯著下降。

福建醫(y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y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yī)師陳曉春告訴記者：“我們在多個社區(qū)試點篩查過程中發(fā)現，AD早診率和輕度認知障礙(MCI)就診率較低，這一現狀與多重因素有關。最大的痛點之一就是公眾對疾病本身的認知存在不足。”

“站在老齡化社會的門檻上，AD防控需要把握早診早治的‘黃金窗口期’。”陳曉春指出，AD的病理改變在臨床癥狀出現前的十余年就已經開始，這也為臨床干預提供了寶貴的戰(zhàn)略緩沖時間。

“中國以家庭照護模式為主，AD患者往往需要專人陪護，除直接醫(yī)療費用外，AD患者家庭承受著更大比重的非直接成本。”金維剛直言，盡早開展藥物干預，不僅有助于減緩疾病進程，將患者維持在輕度認知障礙(MCI)和輕度癡呆階段，延長其生活自理能力，從而減輕家庭照護壓力和支出，更可在中長期有效降低整體社會經濟負擔。

“早期干預和治療是一種短期且有效的‘必要手段’。”陳曉春認為，實現早期精準診斷需構建三級預防體系。初級篩查依托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中心，通過量表進行快速認知評估，結合數字化工具提高篩查效率，眼動分析、語音分析等診斷模型，能夠助力“無創(chuàng)、快速、低成本”的AD早期篩查。對可疑病例，患者可以進一步接受神經心理學測評、血液生物標志物檢測。如果通過篩查證實患者處于MCI或者輕度癡呆階段，患者可以接受靶向治療，也就是疾病修飾治療(DMT)，即：通過靶向清除β-淀粉樣蛋白(Aβ)斑塊，可有效減緩神經元損傷。他希望進一步推動AD診療模式從被動治療向主動干預轉型。

“從大的趨勢來看，AD患者照護需要通過社會保障措施來解決，單靠家庭肯定是不行的。”金維剛直言，圍繞高價值創(chuàng)新藥研發(fā)、準入、臨床使用、多元支付構建產業(yè)鏈條，將有助于推動突破性新療法的可及和可負擔。

“第一道防線就是盡可能由醫(yī)療系統和公共衛(wèi)生系統聯手，就患者早期診斷篩查和早期干預，提供必要的治療和指導。”金維剛建議把認知功能篩查作為老年人健康體檢和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的常規(guī)內容，制定統一的篩查路徑和操作規(guī)范，提高關鍵診斷工具的可及性。他建議在各級醫(yī)療機構開展工具普及和使用培訓，方便開展患者篩查。“對于AD這一類疾病，早期干預，讓疾病進展的速度減緩，從而減少患者因進展至中晚期產生的治療費用和護理費用，可減輕醫(yī)保基金和長護險支出的壓力。”他希望醫(yī)保政策能率先為突破性療法提供價值認可，幫助早期AD患者群體以可負擔的方式，及時和公平地擁抱創(chuàng)新藥物，加速療法價值的轉化。

在陳英耀看來，中國AD治療相關生態(tài)系統仍不夠成熟。“對于創(chuàng)新藥物和療法，國家政策鼓勵為有價值的創(chuàng)新‘買單’。”陳英耀教授在采訪中直言，篩查、診治、康復甚至康養(yǎng)等應該是一體化的，但事實是，目前醫(yī)保在診斷治療環(huán)節(jié)發(fā)力較多。

在采訪中，對于AD治療的愿景，陳曉春認為，如今AD的治療目標從控制癥狀升級為修飾疾病，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干預；未來的AD治療會走向多靶點聯合治療，基因、疫苗、干細胞等創(chuàng)新療法會進一步推動AD治療朝著“主動免疫”方向發(fā)展。“我們期待可以有更多突破性的治療方式，可以讓患者獲益更大。”他說。